“今天的电脑，很快将成为你手中的手机！”昨日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工信部通信科技委主任、光纤传送网与宽带信息网专家邬贺铨做客由广州市科信局、广东科学中心等主办的“珠江科学大讲堂”，作了“数字广州智慧生活”的专题报告，详细描绘了未来时代的“智慧生活”。
硬盘价格下降360万倍
邬贺铨说，信息社会的基础就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。“70多年前发明了电视机，60多年前发明了计算机，40多年前发明了互联网，30多年前发明了PC机，20多年前发明了WWW，10多年前发明了3G……”他说，这些都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，在如此短的时间里，我们已经从数字化、平板化电视时代走到了互联网时代。
“从1982年以来，CPU性能提高了10000倍，但内存的价格下降了45000倍，硬盘的价格下降360万倍。”他认为，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发展速度能有信息技术这么快，“如果汽车的价格能与硬盘同等速度下降，今天一辆新车的价格仅为0.01美元。”
“早年的手机只能听和讲，屏幕上最多显示一个号码，后来手机屏幕大了，可以看和写，现在屏幕可以触摸了，再进一步，屏幕可以感知了……”邬贺铨说，移动终端这些年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太大，“2000年手机引入MPG，2001年装上彩屏，2002年可以照相，2003年可以手写输入， 2005年有了电视功能，2006年有了游戏加速卡，2007年有了3G和WIFI，2008年有了触摸屏，2009年嵌入了传感器功能，2010年有了PC功能，2011年有了双核处理器、遥控器、GPU、摄像机，2012年有了四核处理器、重力感应、光线感应、手势输入、语音搜索、语音翻译、柔性屏幕、3D游戏、投影仪、画板……”
“可以说，2009年的手机就相当于2001年的电脑。”邬贺铨说，在过去十年，一台PC电脑，只要了8年时间就变成了你手中的手机。“以后，这个速度还将更快。”
“ipad卖到100万部只用了28天，iphone卖到100万部只用了74天，而平板电脑28天就卖了100万部。”邬贺铨用一系列数字说明了智能终端的魅力，“中国的移动互联网用户只用了14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到了7500万，再过几年，移动互联网将达到4个亿。去年我国的智能机只需1000元，全世界最便宜。估计现在没有人再去买普通手机了，农民工也都买智能手机，变成移动互联网的用户了。”
他说，如今的智能移动终端之所以有着如此大的吸引力，是因为现在的电脑越做越小，手机的功能越做越强。
在他看来，现在手机的通信功能已经不重要，更重要的是它的娱乐功能和工作功能。“传统做手机的一些大企业，像爱立信、西门子、朗讯、摩托罗拉现在都做不了，现在变成了苹果、三星的天下。”他说，“因为智能手机可随时随地利用碎片化时间，而且集个性化、私密化、娱乐化、互动性于一体，又可以获得用户身份识别、用户位置信息、用户在线状况信息，同时，又可定制，总之，它是以人为中心的，所以，它的前景大好。”
邬贺铨说，未来的智能手机里将装有更多的传感器，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。
他说，未来，只要你带着手机出门，如果摔了一跤，过了一定时间还没有爬起来。你所携带的手机就有可能立即做出判断，自动拨号给你的家人或者医院。
“这样，还没等你爬起来，救护车就已经来了。”他说，“为什么？因为你天天用手机打电话、发短信，它早就清楚你是老人还是小孩，男的还是女的。”
微软研制26种语言手机
邬贺铨还说，最近微软正在开发具有26种语言的手机，全世界基本的语言都包括了。“你在电话这边用中文说话，对方听到的有可能就是英语，”他开玩笑说：“将来学外语没什么太大的作用了！”
邬贺铨接着说，以前在手机上还不能画漫画，现在我们除了可以用手机发照片、视频，还可以在上面画漫画了。“将来，除了冰箱、洗衣机、微波炉的功能，手机将具有所有家用电器的功能。”他笑道，“所以，将来出门什么都可以忘记带，就是别忘了带手机。”
宽带费用还有降价空间
在现场提问环节，邬贺铨坦承中国的宽带费用还有降价空间。他认为运营商应该减少内部的成本，更多地还利于用户。
记者问，中国的宽带费用在全世界来说都是比较贵的，中国的电信网络收费跟服务不成正比，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？
邬贺铨说，在宽带费用的绝对值上，我们并不高，但相对于人均的可支配收入就高了。我们固定电话的上网资费大约占网民收入的4%左右，这些网民可能还打手机，手机的资费又占到4%至5%，两项加起来占到收入的9%，而发达国家网民的通信支出只占收入的4%左右。因此，我们的宽带费用相对值比国外发达国家高。但我们国家的发展水平比国外低，我们的人均收入低，所以，显得我们自己感觉资费高。当然这里也有降价的空间，最近国家提出推动宽带化，提速不提价。
此外，我们的宽带费用高，还有一个因素成本问题。按道理，铺光纤，城市里最容易，一根光纤到大楼，解决了几百户的问题。但现在，我们是通信成本低的地方收费高，而在通信成本高的地方反而收费低。我们的运营商是拿城市的收费去补农村。发达国家都有普遍服务基金，用这个基金来补贴农村。而中国的运营商则靠提高城市价格来补农村。所以，我们一直在呼吁国家要建立普通服务基金。国家有《公路法》、《航空法》等等，唯独没有《电信法》，所以在电信领域我们无法可依。(来源：广州日报 作者：黄蓉芳)